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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说：“我并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不过按照我在日本军校中所学，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日本陆军会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旅顺港的俄国守军。一旦陆军实现不了突破，海军就会被动，战事将陷入胶着。”
李谕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你觉得日本海军和陆军可以实现协同作战吗？”
蒋百里摇了摇头：“只怕很难。”
日本陆军和海军积怨已久，互称“马鹿”。
字里行间以及语气中，李谕听得出留学生们都希望日本赢。
李谕转而问向鲁迅：“树人同学，你觉得哪？”
鲁迅不置可否：“我不是特别关心两个帝国在我们领土上的战争，而且我也压根不懂什么军事，甚至连前膛枪和后膛枪都摸不清头绪，所以这件事，我并不站队。”
迅哥还是比较人间清醒的。
今年他就会在学校中看到那场砍头纪录片。
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于各大学校放了好多类似的宣传片，目的不用多说就能猜到，当然是宣传以及征兵。
迅哥此后在《呐喊·自序》中写过很出名的一个桥段，讲的是时值日俄战争时期，他在仙台医学院读书时看到一个纪录片，一名中国人被当作俄军间谍抓起来杀头，围观的国人却拍手叫好。
麻木不仁。
此事对迅哥弃医从文影响不小。
鲁迅问道：“先生，您怎么看？”
李谕想起了当初给俄军统帅马克洛夫提的建议，不知道他执行得如何，如果真的加强了旅顺守军，真的会给双方带来上万的更多伤亡
心中不免还是有心季动：一句话让上万人魂归西天，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心理波澜。
好在李谕对此时的日俄都没什么好感，想想因为他们死伤的中国人更多，也就实现安慰了。
梁启超见李谕愣了神，拍了拍他：“疏才兄弟。”
李谕回过神，“不好意思，有点走神。我赞同树人同学的话，不管谁赢，对我们而言，发生在自家领土上，都是一种耻辱。”
李谕的话让留学生们狂热的心情稍稍冷静，想想也是，输赢都是人家的事，和自己有多大关系。
李谕暂时把学生和华工安顿在了会馆以及旁边的宾馆。
由于回不了国，暂时无所事事，就来到报馆找梁启超喝茶聊天。
没多久，三菱集团的岩崎小弥太带着几名日本人来找到了李谕。
“李谕先生，正好能在东京见到你，实在是太。
李谕随口道：“见到我有什么好高兴的？”
岩崎小弥太指着旁边的一人说：“这位有贺长雄先生，是军方的法律顾问，特来向您讨教。”
“军方？”李谕眼光一凛。
有贺长雄说：“李谕先生，我们经过使用，发现您提供的无线电设备的确优秀。现在前线战事吃紧，亟需更加迅速的联络，方便天皇与大本营指挥战斗。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您提供更多的无线电设备。”
李谕心中暗骂一声，然后说：“我已经说过，生产难度不低，而且产线在美国，恐怕远水不解近渴。”
有贺长雄说：“没有设备，但是有您啊！或许您可以去军部为我们提供无线电作战指导。”
李谕断然拒绝：“很遗憾，我是一名中国人，没有义务为你们服务。”
有贺长雄转而说：“那么，可不可以指导无线电生产？三菱等企业已经准备自己生产无线电设备。”
李谕说：“我开发的产品都是公用，经过我LY公司的授权，任何公司都可以生产，只不过需要缴纳专利费，并且核心的三极管需要我们提供。”
有贺长雄道：“请您尽快授权！”
李谕好整以暇说：“不过公司在美国。”
有贺长雄急道：“公司是您的，您一句话不就可以授权？”
李谕笑道：“先生，你是军方的人，又是法律顾问，不可能不懂得事情有说竞争就说竞争，没有毛病，但不能往达尔文的进化论上靠。
但是学明白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容易，简简单单套用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很简单，因为只需要使用那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足够。
甚至达尔文的表弟，就提出来所谓“优生学”：优胜劣汰嘛，弱势的人群可以活，那就别生孩子了。政府搞什么慈善救济，这不是让本来就不该活在世上的人有机会活吗？这不是违反了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天理吗？
这套理论勐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小胡子搞“劣等人群”灭绝的惨桉。
此前提到过薄世宁先生那句“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
而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一不是人文、二不是科学，却同时傲慢、滥情，并且扇动、无知。
有贺长雄没有太明白李谕说的话，但还是坚持说：“不管如何，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适者’可以生存。国家同样如此，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生存的，都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玛德，这家伙越来越扯，马上就提到了比此后“共荣圈”更加胡扯的“国家达尔文主义”。
但日本还真就迷信这两个理论，所以才做出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
李谕冷笑道：“有贺先生，我要纠正一下，你所说的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胜者生存’。二者相去甚远，不要偷换概念。”
如果他拿出老本行法律来和李谕辩论，李谕压根说不过他；但提到科学，他连给李谕提鞋都不配。
有贺长雄的确讲不出来什么，顿了顿强行说：“您懂自然科学，却不见得懂社会科学，本人无法赞同。”
李谕说：“既然说不通，那就告辞。”
压根不愿意再拆穿他话中巨大漏洞，毕竟所谓“社会达尔文”，不就是强行与自然科学挂钩嘛。
岩崎小弥太有些尴尬，临走时说：“李谕先生，还望您深刻考虑，毕竟中日两国是同种同教，同文同俗的邻居，共同对抗沙俄，理应团结起来。”
李谕不愿意回他这句更更更扯澹的话，只是说：“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否则阁下还是去找纽约交易所当面说吧。”
岩崎小弥太见说不动李谕，只得悻悻离开。
一旁的梁启超感觉看了一出好戏：“疏才兄弟，难怪你能驳倒辜鸿铭与孔令贻，真有两下子。但是我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小说
今后开始激进地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用来反对满清统治并呼吁革命的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
李谕说：“如果当作一种手段可以用一下，但这是把双刃剑，达到目的后要尽快摒弃，因为它不是一把好剑。”
在这方面，中山先生就做得很好，与时俱进，很多早期提出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迅速做了改进。
比如“驱除鞑虏”，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民国建立后，全都抛弃。
因为那时候曾经的满清也成了民国一部分，皇帝都成了民国公民，再用“驱除鞑虏”的口号显然不合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的是当作一种民族自觉以及革命的理论，大清没了，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梁启超是聪明人，听出了李谕话中意思：“疏才兄弟，虽然仅仅只言片语，但你对时局的理解却堪称透彻，莫非是在船上受到了中山先生影响？”
他此前看到了李谕与中山一起下船。
李谕笑道：“不过一点个人愚见。”
梁启超又说：“我还是要多提醒你一句，疏才兄弟，你千万要记得‘怀璧其罪’。如今日本国倾全国之力与俄国开战，你又握有重要技术，难免不会被某些人所惦记。”
李谕拱手道：“多谢卓如兄提醒。”
他此前在美国上市，就是有了这方面考虑。
算是一招借力打力，让美国人下水，日本人才会对自己有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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